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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留学苏联的日子

2016-11-25来源:中外葡萄与葡萄酒作者:罗国光
摘    要:中国的葡萄酒发展是一部怎样的历史?是谁推动了中国葡萄酒的发展?这些曾经奋战在中国葡萄酒行业一线的人们,我们不应该忘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行各业百废待兴,葡萄和葡萄酒行业也不例外。为了培养新中国需要的建设人才,党和政府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选送了大批青年到前苏联留学。我在1952年18岁时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学习一年后,经学校选送考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留苏预备部学习,并在1954年的夏天随着一大批青年同学,乘火车经过7昼夜的奔驰,越过辽阔的西伯利亚原野来到那令人向往而陌生的苏联首都莫斯科。


在大型葡萄农场《绿色丛林》实习期间所见的大面积“赤霞珠”葡萄,是法国著名酿制红酒的葡萄品种,引起我们高度关注(1958年秋)。

葡萄栽培与酿酒大国
  我与另外3位同学被分配到敖德萨农学院(属今乌克兰),其中费开伟同学来自北京农业大学,我们两一人起进入“葡萄果蔬系”(以下简称葡萄系)学习。当时我们对苏联如此重视葡萄都感到十分新奇,后来才逐渐了解:原来苏联是世界生产葡萄和葡萄酒的大国之一。

  苏联当时有16个加盟共和国,我们学院所在的敖德萨州仅是苏联乌克兰共和国的一个地区,但它的葡萄栽培面积却比当时整个中国还多得多,这给我很深的印象和刺激。在苏联、特别是在一些共和国,葡萄和葡萄酒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许多大型的葡萄农场-葡萄酿酒联合企业,一望无际的篱架栽培葡萄园,园地和植株管理机械化,葡萄酿酒厂的生产线、大型酒罐和地下酒窖都使我们大开眼界。

  与强大的产业相适应的是发达的教育和科研工作,敖德萨农学院葡萄系主任梅里尼科博士是当时苏联葡萄界最著名的教授之一,1956年开始担任苏联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他为我们主讲“葡萄栽培学” 和“葡萄品种学”。我们以能进入葡萄系学习而感到荣幸,通过苏联的窗口也使我们开始对世界葡萄与葡萄酒产业产生浓厚兴趣。
在留苏期间,每当我见到大片规划整齐的葡萄园,见到琳琅满目的葡萄品种时,都禁不住幻想和盼望在祖国大地上将来也能出现同样情景,深深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第一次与葡萄酒亲密接触
  由于深感留苏机会宝贵、责任重大,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之中。当时,学校课程安排很紧,常常一天上午连续上4节课,中午有半小时匆匆吃过午饭后下午再上2-3节课,晚上则要核对、复习笔记和阅读教材至半夜。那时总是感觉时间不够用,特别是在头1-2年俄语最困难的时期,我们常常要付出双倍的努力。很多课程因为是第一次接触,印象尤为深刻。

  记得第一次上葡萄酒品评课时,面对“赤霞珠”、“霞多丽”、“雷司令”、“灰比诺”等各种著名葡萄酒,我品尝过度,以至头晕眼花,下课走路时还有些摇晃。当时的教学计划包括繁多的课程,重点学习的专业课有:葡萄栽培学,葡萄酒酿造学,葡萄品种学等。

  学校很重视教学与生产相结合。除了每年都要去学校农场和葡萄园值班实习外,在大学4年级时我们专门去了另一个州的大型葡萄农场进行为期半年多的生产实习:与工人一起参加全套葡萄栽培技术操作,并进行专题科学试验。

  由于刻苦努力地学习,在四年半本科学习的近40门课程中,除了农业机械化课程的考试成绩为“良”外,其余都得“优”,我和费开伟的个人照片出现在学校的光荣榜上,并皆获得优等毕业文凭(葡萄系全年级有5人获此荣誉)。

  我们利用一切实习、参观的机会,加上假期,有计划地对苏联的一些葡萄产区、葡萄酒企业和科研单位进行参观考察以增加感性认识,开阔眼界。例如,通过访问位于敖德萨的全苏葡萄根瘤蚜防治研究站,加深了对这一害虫的了解,它曾对欧洲各国的葡萄园产生过毁灭性的打击以致不得不进行嫁接栽培。

  为此,我们在实习期间仔细学习、研究葡萄的抗根瘤蚜砧木栽培及葡萄嫁接苗培育技术。通过访问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全苏“马加拉奇”葡萄酿酒与栽培研究所,比较全面地了解苏联的葡萄科研体系及主要研究领域。

  在参观“马加拉奇”研究所位于高坡的葡萄品种园(当时收藏有800多个葡萄品种,包括许多珍贵品种)后,我从坡上凝望远方,思忖着:我的祖国何时也会有这样的研究所和那些可爱的品种呢?在克里米亚,我们参观了当地最大的葡萄酿酒企业“玛桑德拉”,见到贮藏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葡萄酒,品尝各种美酒并与年过八旬的酿酒大师晤谈,给我们留下十分美好的回忆。

  在校学习专业课期间,我们积极参加各种实验实习活动,参加了“葡萄结果母枝不同部位的花芽分化规律观察研究”,得到系里的褒奖证书,使我们加深了对酿酒葡萄品种与栽培的认识。


在雅尔塔全苏“马加拉奇”葡萄酿酒与栽培研究所门前留影(自左起依次为罗国光、贺普超、费开伟和该所研究人员)。

最宝贵的财富
  那时我们的生活都非常节俭,省下的生活费主要用途就是购买图书。第一学年,我们即购得刚出全的一套6大本《苏联葡萄志》。通过本地书店及外地邮购,陆续积累了许多有关的教学参考书、生产指导、图表手册等。当时有一本主要教材是从学校图书馆借用的梅尔然尼安教授编著的《葡萄栽培学》——苏联那时最权威的高校教材,我觉得这本书对中国将来会很有参考价值,希望能带一本回中国,但跑了很多地方都无法买到。

  后来,经过葡萄系主任梅里尼科教授批准,特别从校图书馆藏书中拨出一本赠给我,这本书后来成为我们回国后编著教材的重要参考书。1959年春毕业回国时,我们的行李最重的就是一大木箱书籍,那是我们带回国的最宝贵财富。这些书帮助我们在刚刚起步的葡萄栽培教学领域建立和发展中国自己的体系。
作为国家派遣学习葡萄专业的首批大学生,费开伟和我两人同校、同班、同甘苦,相互促进,相互帮助,共同的理想和责任感使我们在近5年紧张的留学生活中结成深厚的战斗友谊,回国后密切合作。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费开伟曾担任中国农学会葡萄分会的会长8年(1994-2002),我继以4年(2002-2006)。今天,当看到中国葡萄事业在广大葡萄与葡萄酒工作者齐心奋斗下迅速发展的骄人成就时,我们因自己也曾尽一份微力而感到欣慰。

  也许因为葡萄栽培与酿酒是苏联大农业的强项之一,国家以后又陆续派遣了数批留学人员,其中主要有来自西北农学院的贺普超和来自山西果树所的欧阳寿如(1957年),他们在全苏“马加拉奇”葡萄酿酒与栽培研究所作研究生,贺普超主攻葡萄育种,欧阳寿如则着重葡萄栽培。来自中科院北京植物园的黎盛臣(1956年)在苏联科学院总植物园进修,从事植物引种驯化方面的研究。这三位学长后来都为中国葡萄与葡萄酒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此外,还有来自中国果树所的刘裕严,她在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著名葡萄专家涅格鲁里教授名下作研究生,进行葡萄生理方面的研究。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深感国家的重托和信任,在共同的目标下勤奋学习,学成后陆续回国,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在工作中相互支持和帮助,进行了多方面卓有成效的合作。

  当然,满怀壮志的我们在回国后曾面临过不少困惑、挑战和困难,亲身经历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业的长期徘徊与后来的迅猛发展过程,其中颇有些值得深思和总结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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